市场本起源于西方，中国的儒家文化本来就不是最适合市场经济发展的土壤，现在要把儒家传统的诚信体系移植到市场经济中来，当然会面临很多重建的问题了

　　中国是一个传统的礼仪之邦，但现在，这个具有5000年历史的诚信大国，却至今找不到构建社会诚信体系的支点。过去经常被我们称为“尔虞我诈、利欲熏心”的西方世界，现在看来，却要远比我们这个礼仪之邦更有诚信。

　　当我们谨慎地引入市场经济机制时，看到的除了市场的活力，还有假冒产品、虚假广告、坑蒙拐骗、骗税逃税、伪造假账、恶意拖欠等现象的泛滥。不讲诚信、欺骗欺诈已成为人人痛恨的一大公害，也成为严重制约中国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一大障碍。

　　在我们生活中，从小学生雇“工”代父母参加家长会，到大学生公开雇人撰写毕业论文，到学者剽窃他人学术成果而不脸红，到各类学校巧立名目收取费用，此类现象竟然无遮无掩，大行其道。我们真的应该担心，中国的传统“礼仪”在当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否仍然能有活力。

　　很多人把这些不讲诚信的社会现象，都归结为西方资产阶级特有的、唯利是图的市场本性在侵蚀我们的肌体。可是，早在中国引入市场经济之前，西方学者就已经对中国的“诚信”伦理产生怀疑，作出了中国“诚信不良”的评价。比如，马克斯·韦伯在其1915年出版的《儒教与道德》一书中写道：“正如人们一再断言的那样，中国人在世界上是罕见的不诚实，与同样经历过封建社会的日本相比，日本人在零售交易中讲诚信，中国人在零售交易中也不讲诚信。一个商品的‘定价’，即使对中国自己人而言，也显然是虚假的。中国人彼此之间典型的不信任，为所有的观察家所证实。”

　　当前中国社会的诚信缺失的根本原因，要从影响了中国人几千年的儒家伦理中去寻找。简单地把它归罪于市场经济，归罪于个人的逐利本性，是一种不负责任的主观臆断。有人还提出要把中国的传统诚信体系移植到市场经济之中，构建起儒家礼仪与市场行为相结合的社会信用体系，更是一厢情愿。

　　儒家的“诚信”伦理思想以家庭和个人为中心，强调血缘共同体，强调由这种血缘关系组成的一种亲疏远近的人际关系秩序。在这种关系中，人们只对自己的亲朋好友讲诚信，对所谓的“外人”则要有所保留。这种关系对我们今天生活的影响，同样是深刻的。比如，中国的家长从小就对自己的孩子说，“陌生人给的东西千万不能吃”，言外之意是，陌生之人，不可信也！

　　儒家的“礼”是要确立“君、臣、父、子”的差序格局，所谓“爱有等差”，就是在不同的等级中，爱的标准也是不一样的。在这样一个等级森严的、封闭的熟人社会中，诚信没有平等和公平的含义。

　　西方当然也有欺诈，但从本质上来说，西方文化中的道德诚信是建立在契约基础上的生活准则，它是对承诺和协议的遵守和兑现。西方社会形成的基础是人与人之间的契约与合作，诚信的对象是整个社会上所有互不认识的陌生人，而不仅仅是熟人。

　　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这两种不同的道德诚信演变出不同的社会形态。西方人的诚信理念是每一个人对任何其他人都有基本的社会责任，实现社会责任的手段是社会契约，它从规定陌生人之间的行为准则，演变为维系市场经济的首要条件。

　　对中国传统诚信来说，五伦之外的一般社会成员之间应遵循何种伦理准则，几乎是一个空白。尽管我们也从文化上对传统礼仪进行再造，但取而代之的是阶级标准和政治标准，“爱有级差”的道德标准最终演化为现代版的诚信等级。

　　其实，市场本起源于西方，它的一套运作方式，包括在市场经济下建立诚信，都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中国的儒家文化本来就不是最适合市场经济发展的土壤，现在要把儒家传统的诚信体系移植到市场经济中来，当然会面临很多重建的问题了。因此，在当前的中国社会重建诚信，关键是要破除儒家传统诚信伦理中的等级观念。现在中国社会的一个问题，就是一部分人或者觉得另一部分人不可信，或者觉得他们太讲诚信了因而可轻易欺骗之。诚信应该是所有人之间的诚信，而不只限于某个群体或阶层。

　　<环球时报>丁言（作者是资深媒体工作者。）

讨论:缺诚信不能怪儒家文化   

中国现在全心全意投入以美国这样一个“公司王国”为领头羊的全球化市场经济中，怎么不会沾染到并不是中国传统所固有的“尔虞我诈、利欲熏心”的生活方式呢

　　读了7月19日《环球时报》“国际论坛”版丁言先生的《礼仪之邦为何缺诚信》一文后，任何人都会对中国这个“具有5000年历史的诚信大国”现在变得比“尔虞我诈、利欲熏心的西方世界”更彰明较著地搞假冒伪劣而感到痛心，在社会舆论中掀起提倡“真善美”、反对“假恶丑”的强大新文化运动的时刻已经到来。

　　中国一方面奇迹般地崛起，令人刮目相看；另一方面“假恶丑”变成普遍时尚，许多人甚至靠它青云直上。中国在国际上的“不可信”程度可以举例说明。我的侄女在美国长大，她设计的一种新潮时装非常成功，还到东京去展览过。我动员她去上海展览，她说：“到上海展览以后，中国人那种冒牌取代的本领会使我的生意完蛋。”市场经济以信誉为重，国际信誉太差会变成中国自己发展的绊脚石。这就像一个运动健将身上长了一颗毒瘤，如果不治瘤，运动健将就会垮下来。

　　儒家文化不是当前中国社会缺诚信的根源

　　我绝对赞成丁言文章追究病根、对症下药的精神。他说：“我们真的应该担心，中国的传统‘礼仪’在当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否仍然能有活力。”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为了论证儒家文化是造成当今中国社会不讲诚信的根源，丁文还引用了马克斯·韦伯的话。其实，马克斯·韦伯在很多方面已经过时，他那认为儒家文化使东亚各国无法变成现代化工业国家的论点早已被事实推翻，成为西方学者歪曲东方文明的恶劣典型。

　　丁言批评儒家文化“只对自己的亲朋好友讲诚信，对所谓的‘外人’则要有所保留。”这种现象绝不是中国儒家所独有的。现代社会学分析：人们的本性就是把社会分成“圈子内”（in-group）与“圈子外”（out-group）。50年前我刚到德里，觉得锡克教徒很坏，欺骗外地游客，吵起架来也很凶。10年后我到旁遮普邦帕蒂亚拉城（是锡克人的老家）一个学生家做客，她父母那种真诚而热情的态度是我一生从来也没有感受到的。我相信，如果那锡克家庭搬到一个不同人种混居的大城市，他们也会告诫孩子：“陌生人给的东西千万不能吃”——这和不提倡诚信毫无关系。

　　儒家伦理最讲诚信

　　丁言说：“当前中国社会的诚信缺失的根本原因，要从影响了中国人几千年的儒家伦理中去寻找。”其实，世界上所有的古典理论书中，儒家伦理是最讲“诚信”的。薄薄一本《论语》，就有23次谈到“信”的重要。对儒家来说，“忠信”就是圣人的标志。一位印度朋友喜欢说：“英国人说‘诚实是最好的政策’，把诚实当作政策而不是建立起诚实的品德，这种文明一无所取。”

　　一看到“信”这个字，就会意识到“人言为信”。古时候邮政不发达，“口信为凭”成为传统风俗习惯。孔子说，“不逆诈，不亿不信”（对不熟悉的生人表示信任）是君子的品德。东方（特别是中国和印度）社会文明的立足点是个“信”字，西方社会文明的立足点是个“疑”字。正因为“疑”，所以要有书面的凭据。西方接洽生意一定要签合同，这在中国本来是没有的。19世纪末，四川自流井一位巨富到上海去买机器，卖方要跟他签合同，他大吃一惊说：“你到四川走到哪儿只要说出我的名字人家就会给你钱，你怎么这样不相信我说的话呀！”

　　西方社会伪善的人多的是

　　丁言说：“西方当然也有欺诈，但从本质上来说，西方文化中的道德诚信是建立在契约基础上的生活准则，它是对承诺和协议的遵守和兑现。西方社会形成的基础是人与人之间的契约与合作，诚信的对象是整个社会上所有互不认识的陌生人，而不仅仅是熟人。”这是一种很肤浅的看法。

　　举美国为例，小孩从小就看到父母对外人不讲实话，本能地学会对父母撒谎。夫妻是人类群居中最亲密无间的，但美国夫妻之间“隐私”像喜马拉雅那样不可逾越。美国社会最受人崇拜的是政客——比方说，参议员、总统、州长等，但美国政客几乎没有一个不是“伪善”专家，每个人都有一笔“好话说尽、坏事做尽”的账，但他们还是能成为社会楷模。

　　美国作者约翰·帕金斯2004年出版的新书《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透露美国实际上是个无恶不作的以大公司、银行和政府勾结起来的“公司王国”，暗中到国外去搞暗杀、腐蚀领袖、颠覆政权。中国现在全心全意投入以这样一个“公司王国”为领头羊的全球化市场经济中，怎么不会沾染到并不是中国传统所固有的“尔虞我诈、利欲熏心”的生活方式呢！

　　话又得说回来，诚信是文明的基本因素之一，培养它必须从小开始，从家庭、学校、工作单位开始，还必须从上到下提倡与从下而上监督。孔子说：“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如果领导政策不断修改，在人民心中就会失信。“信”的孪生兄弟是“义”与“廉”，“诈”的孪生兄弟是“利”与“贪”。孟子说：“上下交征利而囯危矣。”作为礼仪之邦就绝对不能搞利欲熏心的短期行为，不管它的目的是为国家还是为个人。▲

　　（作者是从印度退休的学者，现旅居芝加哥。）